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

一位百岁老人的去世引发国人的哀悼与追忆，有关先生的经历和贡献再次被提起。先生身上有着很多的标签，其中经常被提及的就有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两种身份，媒体总结他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

由这种概括大致可以看出，先生的人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而这种不同身份的变迁，对应的是不同的贡献：50岁之后转型做语言文字学家，推动了中国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而到晚年他仍然不甘寂寞，笔耕不辍，他对中国命运和世界的诸多观察和思考，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富价值，给人启迪。

从早年实业救国，到研究文字学，倡导平民教育，再到晚年倡导常识与理性，这看似是有着天赋异禀的个体的选择，但不能忽视的是，先生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作为，都离不开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在物质匮乏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他从事实业；在民智未开的时候，他做了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并且一再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国家要现代化，语文很重要”；而当理性和常识被忽略时，他就站出来做一个启蒙者，“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知识人的一生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救国与图强，恰是他的人生使命。他从未缺席，一直都是时代的弄潮儿。而在脚步不停歇矢志追求的过程中，尤为可贵的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先生都保持着独立思考，做好知识人的本分，说出知识人该说的话。当中国社会告别封闭，开始拥抱世界步入正轨并获得快速发展，乐观情绪开始蔓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调一度颇有市场，先生彼时提出的“双文化论”，警醒那些盲目乐观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尽管他这些理性声音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说的只是常识，但在一个常识匮乏的时代，知识人敢于发声，这何其难得？这种观点或许是一己之见，但多元的声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说先生不幸，因其生逢乱世，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但先生又是幸运的，他亲身参与历史的大转型。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代知识人的梦想，这位百岁老人的离世，让人缅怀一个时代，一种斯文，一种阔别已久的光荣与梦想。

先生说，“我对中国是抱有希望的，只是不能急，要慢慢来”，先生还说，“做一个地球村的新村民，需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在他身上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忧患意识和乐观态度，如何做一个知识人，知识人的责任何在，这或许是我们今天缅怀先生最应该被思考的话题。

老一辈知识分子相继离去，“士大夫”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的角色，当人们回过头缅怀逝者的人生时，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先人的学识、智慧以及贡献今人难以企及，在大师匮乏的今天，怀旧就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国内一度掀起的“民国热”，对所谓黄金时代的还原和想象，无不是这种情绪的反映。或许过去那个时代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或许今天的学人也不该过于妄自菲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角色，不同时代的人不可简单类比，但躬身自省，知识人如何做到“一生追求，一生有光”，如何在大时代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参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转型，在知识分子平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却也是不可回避的时代之问。

作者：南都社论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