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4世纪的中国。

那个来自草原的强悍政权，用马蹄和箭矢，征服了亚洲东部辽阔的大陆后，并没有带给这片土地持久的太平。一时间，农民起义的硝烟在大江南北此消彼长，神州大地随处可闻改朝换代的讯息。

1368年，一个名叫朱元璋的农民登上了皇位，国祚276年的大明王朝诞生了。

这是历史沉重演进中的又一次风起云涌。

就在朱元璋将戎马半生的躯体，刚刚嵌进那张显赫的龙椅时，他的目光便聚焦在了千里之外的河湟谷地。

对于朱元璋来说，那是一个既遥远又亲近，既陌生又熟悉的所在。

“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唐·杨炯《送刘校书从军》）“微月出西海，幽阳始化生。”（唐 ·陈子昂《感遇之一》），这是古人眼中的河湟。西接新疆，南衔西藏，东连巴蜀，北通陕甘的河湟谷地，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况那时，元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大多逃遁于帝国北部和西部的元朝“余寇”，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心腹大患。据史载，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派重兵整饬河湟，并迅即在河湟地区推行了屯田、驻军和移民等多项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稳定了河湟地区的局势，而且还改变了河湟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文化格局，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创举。

土司制度就是朱元璋在河湟地区推行的政治举措之一。

一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河湟谷地位于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在遥远的地质年代里，地壳的运动和流水的侵蚀，让这一地区形成了岭谷相间的独特地貌。通常意义上说，河湟谷地指的是冷龙岭、大通河谷、大坂山、湟水谷地、拉脊山、黄河谷地、黄南山地“三山两谷”间的狭长区域。因为这一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历来就是高原人民繁衍生息的乐土，羌、匈奴、吐谷浑、汉、回、藏、蒙古、撒拉等民族，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创造过河湟谷地的辉煌。史学家考证，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中原王朝就曾对河湟地区施行了有效统治，朱元璋屯边移民的政策，更是成就了河湟历史上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最大规模进入河湟地区的宏阔篇章。

土司制度，并非朱元璋的首创，但是这种诞生在元朝乃至更早年月的统治制度，一旦被新生的帝国借鉴和改良，便立时成为了维护河湟地区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利器”。

为了更好地说明土司制度在明王朝的统治时段和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我们不妨将目光回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借鉴了历朝历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在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土官制，具体的做法就是，委任少数民族头人、酋长作土官，并代表中原王朝，对当地实行统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效仿元朝的政策,在今天的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卫所,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史载，明朝时，青海卫所实行的就是土流参治的制度,明代时土官在西宁卫所担任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多种官职,清初，土官又都归附了新的王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在西北、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清朝政府仍然将原职授予土司，土司制度得以延续了下来。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按宁郡诸土司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宁) 、碾(伯) 二属,是时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 (以) 元淮南右丞归附。馀俱系蒙古暨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嗣后李氏、祁氏、冶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矣。迨至圣朝俱就招抚。孟总督乔芳奏请仍锡以原职世袭。今已百年,输粮供役与民无异。俊秀读书亦应文武试。”目前发现的史料显示,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全都是武职,他们全部在西宁卫所的东部及其周边地区驻屯。

值得注意的是，土司是指制度名称,并非官职。土司兵制,完全依照明初兵制执行,即划几个府为一辖区,设卫,置都指挥一员,下设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四等,其职为定期或长期守卫本辖区要塞,维持地方治安,参加征剿。

青海土司世袭的官职,是按明代兵制中的军职授予的。按照规定，其职父死子继；无嗣,可由弟继；无弟,则由宗族大宗里血缘最近者继之，每代世袭,均由当地政府具文上报,由兵部奏呈皇帝朱批下诏授予,兵部无权直接任免。

土司之下,一般设千总若干,人数视其辖区大小和人口多寡而定,一般是二至六人。另外还设有把总若干,把总下设总管、稿官(文案) 、差役(亦称衙役) 、土兵等四部门。土司辖地的基层单位是乡约,其职责是传达土司命令,摊派并催缴粮草、杂役。千总、把总居于封地内,不脱离生产,无俸禄,是土司授予的功名制头人。

明朝是土司的活跃期，明朝政府将土司和土兵看作极为可靠的西北边防军。

洪武初,正是明朝与漠北元顺帝、王保保等大敌对抗,相持不下的时期,青海诸土司的先后归附,无形中增强了明军实力。此外,明政府对于西北少数民族采取的是怀柔政策,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不能不借重于久居西北,了解“边情”,并与这些少数民族有友好关系的河湟土司及其部属作为中介和“磨合剂”，事实上，历史上世居高原的不少少数民族,就是经过这些土司为媒介而归附明中央政权的。不仅如此,土司及其部属——土民在历次战役中曾屡立战功,成为明政权西北边防军的主力,他们对明朝迅速安定西北的局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清代,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北统治的加强,河湟地区的土司远不如明代那样受重视,但在一些历史事件中,依旧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明史·官职》记载，土司的职责主要是“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命”。

土司的征调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参加军事行动,或必要的短期备御,保卫边地,拱揖王朝,一般以领兵千总、把总率领,必要时指令土司亲率随征；二是由于土司兵制属寓兵于农,战时征调来进行操练和检阅,这些土兵由土司负其督导之责。

朝贡即土司授职后,即确定朝贡日期、贡品名称及数量,一般是每二年或三年一次。

土司除治理本部族本辖区之外,还有保塞戍边和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等职责。他们既是朝廷命官,又是辖区内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权力极大。

明朝的十六家土司分别是东李、西李，东祁、西祁，汪、阿、辛、赵、纳、朱、吉、陈、甘、冶、阿，剌。世袭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世袭土百户，青海正式建省后,实行改土归流,土司辖区遂划归县治，至此,青海土司制度退出政治舞台。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华后，土司曾经的风光渐渐失落，他们的后裔也大多流散于河湟各地，土司煊赫的过往成了后人凭吊历史时的谈资。

二

湟中县纳家村坐落于云谷川，村民们相传，纳家村的百余户村民都是河湟土司之一的纳土司的后裔。

云谷川又名癿(qie)迭沟，是一条因金娥山而得名的著名谷地。

金娥山发源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它因隋炀帝西征吐谷浑时曾在此设立行宫大宴群臣，并埋葬了一位爱妃而得名。

金娥山是祁连山的余脉，它西起黑林，东至景阳川，并与老爷山的夹峙地带留下了一条土地肥沃，植被丰饶的山谷，这就是云谷川。云谷川跨越大通、湟中两县，是河湟谷地人口最稠密，物产最丰饶的地区之一。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一世纳土司名为纳沙密，为西蕃人，于明洪武四年率部投诚，授总旗一职。明清两朝，“番”是统治者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纳沙密究竟是哪个民族，他昔日的封地又在哪里？

如今纳家村村民的户籍登记中，全部都是汉族，他们的生活习俗更无半点少数民族的痕迹，是文化的交融，让他们拥有了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历史的变故，让他们放弃了最初的坚守。时光让一切暗淡了下来，时光也赋予了一切以崭新的生命。

村民们说，纳伟是纳土司的直系后人，他家至今仍供奉着纳氏家族的族谱，族谱中或许能查询到纳土司历史沿革的痕迹。

金秋十月，我们前往纳伟家一探究竟。

《纳氏族谱》又称《纳氏家谱》，家谱供奉在纳伟家堂屋香案上一个做工精致的木匣中。纳伟不在家，他的夫人按照旧俗，经过一番焚香祈祷后，将族谱请出木匣。按照河湟百姓旧俗，查看家谱是一件庄重的事，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家中添丁入口、老人亡故，需要对家谱进行修订时，才会召集族人虔诚叩拜，开匣请谱，家谱不仅记录着家族历史的传承轨迹，更承载着人们对祖先的敬畏。

纳氏家谱写在一本由泛黄的麻纸装订而成的书册中，家谱是由明清流传至今的传统样式，朴素中透着庄重。家谱封面上的红色印笺上用楷体中规中矩地写着“湟中纳氏世系家乘”一行字，扉页上亦有“纳大老爷”几个字。

家谱是手写体，谱中有序言。根据序言显示，《纳氏家谱》修订于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七月。序言是“西宁县儒学讲生刘炳昇”撰文，“五品衔蓝翎部厅赵中邦”誊写的，遗憾的是，因为时光久远，我们查考多时，也未能找到这两个人的生平事迹。

序言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光绪十二年丙戌七月的一天，刘炳昇的好友，西宁县世袭指挥纳延年请他和赵中邦喝酒，酒席间，纳延年的父亲纳席儒感慨地说，自己的祖先在明朝就被朝廷敕封，满清建国以来，又蒙皇上敕封，如今已经有十几代了。祖先的事迹，多记录在《明史》和地方史籍中，可是因为年深日久，加之清朝同治年间，河湟地区遭遇战乱，家谱遗失，从而导致十六世祖先和配偶仅存姓名和生卒年月，就是住在西宁城西、南两川的同姓族人对家族的历史也说不清了，面对此种境况，老人不禁感慨道：“吾悲甚焉”。为了让后代子孙不要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忘记祖先的事迹和家族流脉，纳席儒特意请刘炳昇和赵中邦两人重修家谱。据考证，席儒是十八世纳氏土司纳朝珍的字。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明朝时，纳氏家族一共出了9位土司。在《甘肃通志》我们找到了一张《甘肃诸土司属民表》，据这张表记录，纳氏土司辖“土民150户”，“世居县南10里处，辖地庄名有东川沙脑、纳家庄、米拉沟、碾线沟、西川癿迭沟、纳家庄、红土沟、冈咱沟”，表中还明确指出，米拉沟在今天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表中提到了两处纳家庄，著者备注，其中一处在今天的海东市乐都区。

据《青海历史纪要》记载，纳土司的封地，在西宁市周边地区的东川、西川、南川的纳家庄，米忙碾线庄（具体位置有待考证），互助沙塘川小线庄。

作家曹谁考证，纳土司的世居地是在西宁南东川纳家庄。

时代更迭，岁月流逝，在历史的变迁中，河湟地区的许多地名都发生了改变，专家结合史料和村民们的传说猜想，纳土司的封地，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西宁、湟中和互助三个地方。

198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明确指出，纳土司的族源是蒙古族。

蒙古族进入青海大体上有两个时段，一是元朝时随忽必烈的征伐大军进入青海，另一次是明朝时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进入青海，按时间推断，纳土司的的祖先是元朝时进入河湟地区的部队后裔的可能性极大。

三

史学家张生寅先生在《明清河湟土司与区域社会》一书中指出，明朝时，军人实行的是世袭制，这种多以家庭或是家族为单位的军人世家，被称为“军户”，军户一旦设定，原则上便不能更改。由青海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青海历史纪要》一书中指出：“青海农业区的土官，虽然后期演变成为土司，但明朝，河湟土司与湖广川黔等省的土司属于同一个制度，所以《明史》中河湟土司并不列入《土司传》，而是汇入《兵志》”。

明朝，河湟地区战争频仍，土司自然成为了明王朝经略河湟的重要依重。据《西宁卫志》《西宁府新志》记载，明朝先后发生“蕃族”入掠西宁卫的大的事件32次，小的摩擦无法统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土司对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学者统计，西宁设卫以来，朝廷先后6次征调纳土司家的土兵参战，毫不讳言地说，纳土司为了维护明王朝在河湟地区的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纳氏族谱》记载，二世纳土司纳速刺就曾在永乐七年“随驾征进。”永乐九年，在“金城、凉州获功。”洪熙元年和宣德元年，又相继获功，被朝廷先后敕封为百户和副千户。

据《甘肃新通志》记载，三世纳土司纳贵，正德十五年他曾率军征讨来犯之敌，并身先士卒，斩杀敌人，其英勇气概留名青史。

隆庆、万历年间，八世纳土司纳惟量担任古浪守备，随后又嗣升河州参将。

万历三十一年，纳惟量的儿子纳如言袭职，并与万历四十一年推补肃州下古城守备，四年后，升固原提标游记。

据《清史稿》和《甘肃新通志》记载，满清建国后，纳土司世袭卫指挥佥事一职，河湟每遇战事，纳氏土司都成为了帮助朝廷稳定河湟的重要砥柱。

《纳氏族谱》显示，十世纳土司纳元标于顺治年间，和河湟诸土司一起建功立业。

十一世纳土司纳象天，曾在雍正年间，辅助朝廷，平定河湟叛乱。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纳氏土司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正是由于土司的投身参与，明清两朝的西宁地区，才成为了“外戎内华，山阻地险”的军事重镇和多民族休戚与共，繁衍生息的富饶家园。

四

不同的时代，赋予了河湟土司不同的土司使命。

张生寅先生在《明清河湟与区域社会》一书中指出，清初，随着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被裁撤，最终被并入州县，河湟土司因此失去了体制上的依托，从而也失去了在国家官职体系系统内进一步升迁的可能，土司辖区也逐渐成为了地方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自治单位和特殊的赋役单位，土司的军事职能也逐渐被农业生产所取代。

《纳氏族谱》显示，从洪武四年明王朝敕封第一世纳土司开始，到民国土司制度被取缔，纳氏土司一共流传了21世，纳家村的村民说，虽然土司制度被废除了，可是纳家村的人对纳土司的后人依旧十分尊重。

学者张海云在《“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指出，土司制度瓦解后，土司的地方影响力并没有削弱，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的土司，更像是管理地方事务的乡绅，或者家族的族长。纳家村的老人们至今仍记得村人们每遇见疑难杂事，邻里纠纷的事情，找“纳土司”断案的事。

纳伟的爷爷是十八世纳氏土司纳延年的孙子，他的土司名位是由哥哥纳守仁去世后传给他的，老人病逝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前村里人仍然将他称为“少爷”。

纳延年出生于咸丰十五年，卒于民国十二年，他的孙子纳守仁生于光绪三十年，卒于民国十六年，而纳守业生于光绪三十三年，卒于一九八二年。族谱中纳延年的牌位上记录着，他的官职是“世袭土司指挥使”，纳守仁的牌位上记录的是“驰（敕）封光禄大夫，怀远大将军，应袭世袭指挥使”，纳守仁的牌位上记录的官职是“世袭土司指挥使佥事。”我们查询了《中国古代官职》一书，指挥使是明朝的军事指挥职务， 为卫所一级最高军事长官，秩正三品，下辖指挥同知2人(副长官，从三品)，指挥佥事4人（正四品）等属员。《纳氏族谱》记载，纳延年的儿子名叫纳进忠，不知为何，他的生平事迹并未被载入家谱，村民传言，因他英年早逝，纳延年才将土司的名位传给了孙子辈。

《纳氏族谱》记录，清朝，纳土司的世袭官职均为“指挥使”，可是家谱中明确记载纳守仁的敕封官职却是指挥佥事。至于纳守业牌位中“光禄大夫，抚远大将军”的官职名号，在历代纳氏土司的官封中从未出现过，当然民国时代，诸如“光禄大夫，抚远大将军”的官职名号也仅仅只是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称号”，奇怪的是，纳守业在土司职位上并没有做太长时间就去世了，根本谈不上任何功绩，中央政府何以会给他这么大的荣誉，还有待考证。

1931年（民国二十年），土司李承襄、祁昌寿为了缓解各方不满情绪，联名请求国民政府“取消土司称号，另易相当名称。”国民政府在同年八月下令取消土司制度，土司被委任为区长或是乡长。有学者认为，土司名位的获得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民国初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最后两位纳土司究竟有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认证，还有待考证，学者们因此认为纳土司只延续了18世。

我们在纳伟家见到了纳守仁的照片和几本他曾经读过的书。相片中的老人身穿长袍，须发如染，眉眼中流露出一种冷峻和轩昂。

纳守仁毕业于民国时期的青海蒙藏学校，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据村人传说，民国年间的一天老人在窗前读书，有盗贼牵走了老人拴在院中的一匹马，全神贯注的他竟毫无察觉，直到盗马贼将马匹赶到甘肃境内，打算运到兰州贩卖，才引起了当地官员的察觉，审问之下，真相大白。

几本古典小说和一本《康熙字典》是老人留给后人仅有的文物，《康熙字典》上留有老人的批注，字迹儒雅娟秀，一派文人气质。

有学者认为，纳土司从“武夫”到“文士”的形象转变，恰好也印证了土司职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这是中华民族和河湟谷地历史变迁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