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很多时间，罗善学坐在门槛旁，望着天空发愣。

    在年轻的时候，罗善学就构思过自己生命中的奇迹，想找到那个给他提供了基因的父亲。如今，他终于放弃了。

    七十年前，罗善学的父亲出现在广西荔浦县，他是轮奸韦绍兰的众多日本士兵的一员。

    1945年7月13日，韦绍兰在荔浦县生下了罗善学。“在中国，目前公开的慰安妇与日军所生的子女，就是这一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向南都记者介绍。

    韦绍兰肖像。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理中方提交的“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文汇报特派记者采访拍摄了当时中国大陆境内最后的24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韦绍兰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个数字已减少到20以内。 资料图片

    95岁的韦绍兰(左)坐在沙发中，罗善学坐在门槛上抽烟。母子两已放弃索赔。 南都记者 高龙 摄

    2010年12月7日，在东京举行的听证会上，韦绍兰、罗善学母子相拥痛哭。 资料图片

    “恨到死为止”

    他寻找日本兵生父是想要倾泻自己的仇恨

    在广西荔浦县城东十公里外，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是一个普通而宁静的村庄。

    1973年盖的泥坯房标注为小古告屯19号，坐落在马路边一片长着红薯藤的绿地旁。偶尔有轰鸣着的车辆经过。

    强烈的阳光投射到门口，反衬出屋子里大片的阴暗。堂屋内，70岁的罗善学赤脚坐在凳子上。一生大部分时间，罗善学在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度过。一台十四英寸的彩电放在一个木桌子上。今年，罗善学通过它看了不少“抗日神剧”。电视是罗善学仅有的认识外界的渠道。他不用手机和电话，更不会上网。

    被自卑和耻辱的重负折磨了大半生后，罗善学曾经的不安平息了。他卷了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陷入沉思。这是他20岁时开始的习惯。这位广西农民身体瘦削，右眼残疾，右腿也有伤。“看他瘦长的脸型和花白的短发，总觉得近似日本电影里乖戾的农夫。”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罗善学时有这样的印象。多次采访罗善学的段瑞秋告诉南都记者，“第一次见面他基本没怎么笑过，后面熟了就很热情。”

    靠墙放着一个沙发椅。罗善学95岁的母亲韦绍兰大多数时间倚坐在沙发中，已没有精力交谈。她头发银白，脸上的皱纹刻着年轮般细密的纹理。半截裤子卷起来，露出极其瘦削的腿。

    罗善学如今力图摆脱对他身世的反复追问。提到战争赔偿等问题时，他时而摆摆手，脸上带着茫然的情绪说，“是空的，是空的。”经历多年的媒体采访后，这位广西农民能用难懂的普通话交谈。他回答问题的节奏缓慢，常常要用数十秒的时间去记忆中寻找原料。这时，他往往眉头紧皱。说到伤心的地方，他往往会露出想哭的神情。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开展仪式上，韦绍兰和罗善学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次活动把母子俩令人震惊的经历推到公众面前。此后，罗善学从少年时代就产生的渴望转化为激烈的情绪：寻找生父。

    这是他命运的悖谬之处。这个缺乏父爱的男人绝不是为了重获父爱。相反，他要在想象的日本兵父亲身上倾泻自己的仇恨。此前，谈到日本兵父亲，他用了五个字，“恨到死为止。”

    “如果他来了，我就一刀砍死他，怎么能原谅他呢？”罗善学曾愤怒地对人这样说。

    慰安所噩梦

    日本兵拿刀逼她就范。三个多月后，韦绍兰终于找机会逃走

    日军的入侵造成了罗善学的悲剧。他的生父，是那些在慰安所发泄淫欲的日本兵的一员。

    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日军入侵广西。1944年11月3日，荔浦沦陷。

    1944年11月初，24岁的韦绍兰背着一岁的女儿朝山上逃去，被日本士兵抓住。韦绍兰后来回忆，她当时“浑身颤抖，连泪都不敢流。”她被抓上车，一起被抓的还有四五个妇女。

    罗善学后来听村中老人讲过日本兵的残暴，以及当地女人的遭遇。有的被抓住的女人不肯上车，被日本兵开枪打死。

    韦绍兰被抓到十几公里外的马岭镇沙子岭村的慰安所内。在这里，她经历了此生的噩梦。

    一组呈四合院状的颀长泥坯屋，外加两个炮楼，构成了残害女性的渊薮。历经岁月磨砺，房屋的许多墙皮已经坍圮，露出巨大的洞窟。这是目前广西唯一可以确认的慰安所旧址。荔浦县计划将它修复和保护，作为一个教育基地。

    曾经的慰安所有四个房屋，韦绍兰被关进其中一个，包括她一岁的女儿。每个房屋关押两名女性，被日本士兵当做慰安妇。韦绍兰碰到的第一个前来施暴的日本兵吓唬她，拿刀撞她的脖子，逼她就范。在这里，韦绍兰每天被日本兵强暴五六次。

    韦绍兰后来回忆这段可怕的经历，“晚上五点钟，吃完饭，有两三个人来。第二天白天，又有三四个人来，我不敢正面看他们。”有些日本士兵使用了黄色的避孕套，有些则没有。

    日军给了韦绍兰避孕药，但她没有吃，而是趁日本兵走后将药丢到了墙角。

    在慰安所，韦绍兰怀上了罗善学，也孕育了他的悲剧。

    三个多月后，日军放松了看管。韦绍兰决定逃走。

    “发现了就死个痛快，”韦绍兰做了决断。在一天清晨五点，她趁上厕所的时间，带着女儿逃走。她开始躲入荒草中，之后走了一天一夜，终于摸回家。

    被歧视的“日本仔”

    “他背负着父亲作的孽，周围人对日本兵的仇恨转移到他身上了”

    韦绍兰的厄运远未结束。不久，女儿病死。韦绍兰的肚子也大了起来。村里的闲言碎语弥漫开。村民开始质疑韦绍兰肚子里孩子的来历。有人议论她“不正经”。

    一开始，丈夫罗讵贤还替妻子说好话，说“不要骂她，她没有学坏”。未足月的罗善学出生后，只有四五斤。“日本仔”的说法开始流传。

    村民对“日本仔”的鄙视基于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罗善学小时候就听村中老人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一队日本兵将武器放在一个垂直而下的山洞中。日军让几个村民把他们缒下山洞去找武器，但当他们到达洞底后，村民都不把他们吊起。几个日本士兵活活饿死在山洞里。

    罗讵贤最终忍受不了日本血统孩子这个事实。韦绍兰也没有享受到当地一般坐月子女性特有的待遇。罗讵贤没有买鸡买鸭给她补身体。她只能吃青菜和苦毛菜。

    “你这牛婆！”罗善学出生后，韦绍兰经常遭受丈夫这样的责骂。

    小时候，有次罗善学在池塘边钓青蛙，同学抢他的钓竿。他不给，同学就骂他是“日本仔。”

    年幼的罗善学大惑不解地回去问母亲，“他怎么骂我是日本人？”韦绍兰对儿子说，“总有一天你晓得的。”

    这是罗善学第一次接触关于日本的话题。

    同学的歧视在罗善学内心深处投射出巨大的阴影。罗善学的妹夫武文斌介绍，“罗善学性格比较孤僻，不合群。小时候和别人吵架，人家骂他日本仔，他以后就不和人家玩了。”

    直到12岁，罗善学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次，养父罗讵贤和母亲韦绍兰在室内激烈吵架。门外的罗善学听到，罗讵贤说，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吵架完，韦绍兰和儿子搂在一起，抱头痛哭。“你快点长大，长大为我报仇。”当他向母亲问起身世时，韦绍兰这样回答。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告诉南都记者，“罗善学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的出身就是很苦难的故事，在当地被当做日军的化身。”

    拍摄慰安妇纪录片的导演班忠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善学是非常不幸的人，他背负着父亲作的孽，周围人对日本兵的仇恨转移到他身上了。”

    罗善学从小受养父歧视。这是一些媒体经常提及的细节。煮饭时，半边锅煮米饭让他弟弟妹妹吃，他只能吃另外半边的杂粮。养父赶圩回来，买的东西往往只有弟弟妹妹的份。

    “心里像丝瓜一样扭曲，”罗善学后来这样形容命运对他的伤害。

    “养父是天，奈何不了，没有办法。给你吃饭都是好的了。我哭过，是空的。”罗善学告诉南都记者。

    1986年，养父罗讵贤因病卧床，并在当年去世。罗善学承担了照顾养父的任务，并在他去世后放声大哭。他还为养父置办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还在村中上学时，老师带他们去看抗日影像，罗善学了解了日本人的“三光”政策。

    1966年10月开始，电影《地道战》在桂东村露天上映。罗善学多次看过这部“痛杀日本鬼子”的电影。但年轻的他看后“觉得头脑疼”，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放牛。”罗善学说。他上学只到三年级，之后就开始了一生的农民生活，打柴，割草，放牛。

    赴日作证索赔

    他猛击脑袋，大声吼叫，“我的日本爹，你在哪里？你作的孽，你害得我好惨！”

    联合国人权组织把慰安妇制度定性为“日本战时军事性奴隶制度”，慰安妇成为日军蹂躏、践踏和残害的对象，甚至在日军眼中成为一种军用品，随部队转移时，被标注为“弹药”或“餐厅用品”。

    早在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占领桂林时，日军“以设立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来的妇女，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但直到2006年，日本政府才承认在桂林征召慰安妇。

    一年后，罗善学从半生的心灵苦难中挺身而出。2007年6月17日，罗善学请人代笔，写了给日本政府的信。这是他第一次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名叫罗善学，在中日战争时代，我妈被日本军抓去作慰安妇，期间怀了孕，后来生下了我，我妈妈和我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灵创伤。”罗善学提到，“时间不等人”，要求日本政府“向我妈妈赔礼道歉”。

    2007年，韦绍兰委托律师，计划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名义，申请向日本政府索赔。

    2010年12月3日，86岁的韦绍兰和罗善学抵达日本，出席“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10周年活动，并在日本举行听证会。

    在去往日本的飞机上时，韦绍兰一路带着恐惧感。“要告他，不让他们威风。”她后来告诉采访者。

    这是罗善学唯一一次踏上这个让他百感交集的地方。他用轮椅推着母亲，走在东京的大街上。那是他一生绝少碰到的地方：地铁，机场，以及喧闹的人群。此前，罗善学的世界就是新坪镇，他去那里买粮食和生活用品，县城和桂林都很少去。

    来日本的当天晚上，在下榻的东京后乐中日友好会馆，罗善学突然情绪失控。他双手猛击脑袋，大声吼叫，“我的日本爹，你在哪里？你作的孽，你害得我好惨！”

    在日本的时间，罗善学经常陷入情绪失控状态。在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为韦绍兰母子举行的听证会上，韦绍兰坐在台上。罗善学坐在台下第一排，时而以手掩面。母子俩有时抱头哭泣。在“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10周年纪念大会上，罗善学匍匐在地，放声大哭。

    在日本的各类活动中，罗善学倾诉了自己积压了数十年的苦闷。平时沉默寡言的罗善学说着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话，每次都讲很长时间。

    在日本一个大学教室里，导演班忠义见过罗善学。他向南都记者回忆，“罗善学很冲动，有一种情绪。他有时候哭啊，喊啊，有心里的伤，感觉比他妈妈冤屈更大。”

    不过，在日本，母子俩遇到了温柔的情感抚慰。2010年12月4日晚，在已故慰安妇受害者追悼会上，日本诗人石川逸子朗诵了自己献给韦绍兰的长诗，由日本知名大提琴演奏家大塚伴乐。这次，罗善学对日本的印象不错，“老百姓很好。”

    他回忆自己与日本观众交谈时的感受，“头很痛，讲不出味道。”

    那段时间，他一听有人否定慰安妇事件，气马上来了，“如果说有些字是假的，人是假的吗？”他指自己。

    在日本，他也得到了清醒的认识：那个日本兵父亲，他不可能找到了。

    “都是空的”

    “我们向日本提出那么多要求，什么也实现不了。”罗善学和母亲已经放弃索赔

    “有关慰安妇事件的历史不清，概念不清，受害的深度不清，民间理解不清。”旅日华人、纪录片导演班忠义这样描述了慰安妇问题目前的窘况。班忠义目前刚制作完一部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渴望阳光》，讲述了中国山西、湖北7个受害老人的故事，将在日本东京大学、明治学院大学等地放映。

    班忠义在日本广岛通过电话告诉南都记者，“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反思活动，主要是从民间角度。像韦绍兰这样的事件，在日本没有大的影响。”

    亚洲慰安妇受害人状告日本政府，迄今没有一例胜诉。

    “我们向日本提出那么多要求，什么也实现不了。都是空的。”罗善学说，他和母亲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他家是“五保户”，目前政府每月发放230元。社会上捐助的一笔款项，由妹夫武文斌保管。堂屋的最深处是鸡舍的栅栏。母子俩以前养鸡卖鸡蛋，如今已经不养了。

    目前，用于安置母子俩的新房子已经动工，有66平米，在老房子旁边。当地镇政府批准拨款两万元，但还有数万元缺口。

    周围不再有众多鄙夷的眼神。时间流逝，如今村中的年轻人不知道以前的事情。生活恢复了平静。

    罗善学习惯了坐在门槛旁。一只猫有时蜷卧在他脚下。数月前，不知谁给他家送来几只猫，成为母子俩晚年的伴侣。

    母子俩在闹情绪。韦绍兰佝偻着身体，拄着拐杖缓慢地踱出门外。他们互不说话，甚至不看一眼对方。娘俩做饭也是各做各的，罗善学嫌母亲做的饭不对口味，每天等母亲做完饭他再自己做。

    他的妹夫武文斌说，“他对母亲有怨气，因为她没有帮他讨到媳妇。”

    在他30多岁身强力壮时，也有不少媒人带着当地的一些女子上门相亲。这样的相亲有六次。但对方一打听他的出身，都没有第二次前来。有一次相亲，他对对方印象深刻。“很美的，”这是他对异性绝少的评价。

    时光慢慢冲淡了罗善学的绝望情绪。他对那个永远不可能谋面的日本父亲的恨意也平淡了很多，“恨是空的。”但他随即又比划了下手掌，“他不敢来的，来了肯定打他。”

    但骨子里面，罗善学不恨母亲。他心思细腻，已为来日无多的母亲准备了后事。放在里屋的，是他花800元置办的东西：一口棺材。

    档案

    慰安妇

    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征招的随军妓女和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分布在中国、朝鲜、东南亚等广大地区。1948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出了慰安妇制度的罪恶。相关数据显示，亚洲慰安妇数量约40万，其中中国占20万。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高龙)来源：南方都市报